被传染病改变的医学与社会

　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刘远航

　　发于2020.3.23总第940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　　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，轮番侵入不同的城市。这并非只是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景象，整整一百年前就曾出现过与此雷同的情形。

　　1918年9月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出现了新一轮流感，军营和社区开始沦陷。费城卫生部门负责人不以为意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。此外，一场募集战争债券的集会活动如期举行，十多万人聚集在街上，爱国热情与死亡的阴影缠绕在一起。

　　突然暴发的这场流行病让费城的公共卫生系统很快崩溃，而本就过度拥挤的城市状况和短缺的医疗体系助长了疫情的蔓延。当时，发源于殖民时代的费城，工厂数量迅猛增长，外来人口大量涌入，大多数居民还是几十户共用一个厕所，工人们挤在狭小的公寓里，常常像换班一样轮流睡觉。

　　大流感也侵入到了英国。那里是工业文明的前哨，也是现代公共卫生的肇始之地。19世纪宛如昨日，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伦敦等大城市，卷进工业的时代秩序中，霍乱和肺结核流行，城市改造和医院改革成为必要，家庭与个体被纳入到国家和社会的体系里。但与此同时，传染病也在进化，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。

　　这场流感同样蔓延到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。武汉三镇作为内陆的通商口岸，也暴露在传染病的全球链条中。但与此同时，这里还面临着更加古老的传染病的威胁，比如鼠疫。公共卫生的概念尚未确立，政府和个体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。民众习惯于求问中医，而大夫们则试图用传统的术语去解释那些症状。

　　“值得注意的是，大流感发生的时候，人们并没有迅速认识到这场灾难的教训，也缺少国家之间的合作。直到1933年，我们才确认了导致大流感的病毒。”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急救护理研究办公室负责人杰瑞米·布朗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　　布朗原来是一名急诊科医生，亲身经历过2009年那场冲击美国的禽流感疫情。2018年，大流感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，布朗出版了专著《致命流感》。今年3月，该书中文版在国内面世。此时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波及全球。

　　长久以来，人类试图克服传染病造成的伤害，寻找疫苗和药物。医生们在手术台上与病菌短兵相接，研究者则在显微镜下寻找病因。但实际上，真正的答案往往存在于医院和实验室之外。

　　细菌与医院转型

　　一切还要从19世纪说起。那是一个属于霍乱的年代，这种烈性传染病原本只是起源于孟加拉的一种地方病，影响范围有限，却爬上了新兴的轮船和火车，抵达欧洲，频繁地在伦敦等地暴发，成为很多英国人的噩梦。

　　面对突如其来的霍乱，很多欧洲医生将其归因于所谓的“瘴气”，这源自长久以来的经验，腐烂物和污水散发出的气味很容易和疾病联系在一起。虽然真正的病因还未露出面目，但这并没有阻碍城市改革的步伐。1832年的霍乱推动了地方卫生委员会的成立，但效果不大，1848年的再次流行则促成了国家卫生委员会的建立。

　　1854年，伦敦再次暴发了霍乱疫情。内科医生约翰·斯诺试图寻找传染病的源头，在经过详细的走访和勘察之后，他在伦敦地图中标注了每一个患者死亡的地点，他们往往分布在水泵和水井的周围。

　　这份“死亡地图”证实了霍乱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水源，被患者粪便污染过的水成为疾病的温床。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，将数值系统与传染病研究相结合，这是医学实践从经验主义走向理性的关键。

　　1859年，伦敦的下水道改造工程开始。将污水排放到距离城市生活尽可能远的地方，这是改革者们的初衷，但改造过程并不容易，部分居民认为这个大规模的设施重造侵犯了他们的权益。实际上，政府与个体之间的张力一直伴随着传染病的防治。疫情与恐慌固然扰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，却也成为重塑两者关系的契机。

　　在更早之前，也就是鼠疫和麻风病横行的年代，为了阻断接触传染，强制的封闭隔离将病人从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，以牺牲少数人自由的代价，换取了多数人的健康。而现代公共卫生的行政手段规范着民众的行为与生活方式。

　　“抗拒封闭式的集体隔离已经成为大不列颠的一种传统。到了19世纪末，英国逐步形成了一套防控传染病的替代措施，包括疾病登记、隔离医院、居家隔离和消毒杀菌，这被称作‘英国体系’。”美国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格雷厄姆·莫尼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他长期研究英国公共卫生史。

　　这些措施进入到维多利亚时期的立法规范中。由此，居民得以在传染病的威胁之下维持正常的生活，但需要遵从一系列的规范。